1994年底1995年初，原国家教委决定在新世纪到来之际，大力推动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，同时加强教材建设，在2000年前后出版约一千种“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课程”教材。其中“重中之重”之一，就是《中国文学史》。它既是“面向21世纪课程改革”项目，又是“九五”国家级重点教材，又是“九五”国家教委重点教材。
“中国文学史”是各类高校中文专业最重要的必修课之一，大部分学校都是每周四学时，开两年。影响较大的教材，建国以前有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和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；建国以后则有6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和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。后面这两种著作体现了当时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成就，几乎占领了全国高校中文系教材的全部阵地，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校在用。但是它们毕竟是三四十年前的著作，已不太适应新的教学需要，在观念和体系上都有待更新；近年来文学史研究有许多新的成果，也应当加以梳理、总结和反映。
经过国家教委高教司和高教社的反复磋商，最终决定聘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先生担任本书主编，袁先生慨然允诺。1995年6月，在三方会商中，袁先生谈了他对编写工作的一些具体想法。他提出了“守正出新”的编写方针，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吸收国内外新的优秀科研成果，又要大胆创新，将文学当作文学而不是社会学来研究，突出文学史本身的发展轨迹的探讨，要编写出一部高质量的，能像“游国恩本”和“科学院本”适应当时时代需要一样，适合当代教学需要的好教材。
与高教社其他“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”一样，《中国文学史》采用了合于世界书业潮流的“国际流行本”，而且对版式作了特别设计，稍稍突破了教材版式“节省、实用”的原则，以“疏朗大方”为鹄的，行距、天地头、切口都留得稍多，使此书在外观上更具雍容气度。
袁行霈先生介绍了蕴涵于本书中的一种新的文学史分期意见，即“三古七段”说：上古期，分先秦、秦汉两段；中古期，分魏晋至唐中叶、唐中叶至南宋末、元初至明中叶三段；近古期，分明中叶至鸦片战争、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两段。这主要是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，体现文学史发展所呈现的阶段性，而不单纯依朝代来给文学史分期。但是在实际编写中，基本上又是按朝代安排史料，这主要是为了照顾习惯，便于操作。袁行霈先生把这种处理方式称为“三古七段双视角”。
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，我有幸先沾雨露，通读了本书的第一卷、第三卷、第四卷，虽力有不逮，也略窥堂奥，认为与此前多种中国文学史著作相比，本书在编写体例上至少有如下几点优长：
一、每一章之后附有大容量的注释，凡不便于在正文中出现的文字都包罗了进来；它们或注明出处，或笺释背景，或考镜源流，或搜罗异说，或攻乎异端，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，也能使初学者开阔视野，体会到前人的治学门径。
二、每一卷之后附有文学史大事年表和研修书目。前者能方便读者查考和比较，并使读者对历代作家和作品的时间线索有一个感性的明晰认识；后者能为读者指示治学方向，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。
三、另一个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“三古七段说”。长期以来，由于受庸俗社会学影响，文学史被当作历史学的附庸，文学作品总是只被看作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，而忽视了它本身在文学样式发展链条中的存在理据。这个表现之一，就是文学史分期总是依据王朝更替的分期，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线索被抹杀了。本书取“三古七段说”和朝代分期双视角，这种划分说来简单，实际上反映了文学视角的一种转变，它比散见于本书各章的引进新观点、采用新材料等等出新之处（要是一一罗列这些，可以写成很长的文章），有更大的意义。因为后者多是具体而微的较小改进，虽然也有识见和搜罗的难度，但是一般从事新编文学史的人们都多少能做到，而前者是观念的转变，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，甚至，读者们也未必都能理解其中的革命性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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